lnzq 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在追求（法律让它追求的）公共利益。
本文愿为此做出尝试，就叶说与其他观点特别是方说之间的分歧言说一二。第三种是卷面无错误标准。
但这种实效确保手段并不必然等同于行政强制执行，甚至并不必然由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来行使。[1]在这一理解中，行政行为执行力有两个面向：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38]同时，我国行政法学至少是教科书对刑罚在行政法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也缺乏足够的意识。（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1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二）基本观点 对于转换思维而言，如下三个观点具有基础意义。这意味着上述基本认识的确立，以及以此为立足点研究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需要转换思维。他在1976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选举独裁（Elective Dictatorship）一词，用来说明民选政府在议会取得过半数议席后立法对行政的监察作用失效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这两个机制将《人权法》的效力抬高到其他普通法律的效力之上。就此而言，英、中宪法问题有着根本区别。因此下文的论述将以艾伦的学说为主线。成果也相当显著，不仅使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开始重新树立了现代宪法学的基本理念，而且使得宪法学走上了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之路。
[37]参见前注[33]，Richard Bellamy书，第5页。[37]就此而言，宪法绝对离不开民主，因为通过日常政治（尤其是立法）过程，宪法随时都可能被质疑、修改或完善。
这是斯卡曼勋爵（后来的上议院大法官）在爱尔兰共和军实施恐怖活动时期所发表的演讲。[35]而英国宪法的核心制度是部长责任制，部长责任制的运用（这就是英国日常政治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实现共和主义的基本规范。参见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887～906页。为什么《人权法》的颁布，更加激发了政治宪法论者的热情？ 这得回到英国宪法中的议会主权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普通法宪政论。二者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这点上，中英之别立显。简言之，对英国政治宪法论，我国政治宪法论者既存在误解，也存在误用。
实际上，艾伦借鉴了德沃金的公平正义理论，将戴雪形式主义的普通法学说改造成了一种富含道德原则的政治哲学。[50]但让旁观者感到疑惑的是，几乎从一开始，论辩双方都只是在简单重复自己已有的立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锋，就连参与者本人有时也不免感到困惑，认为论辩激情有余而启发不足。
[22]这一限制，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来实现的：法律解释（Interpretation of legislation）和不一致宣告（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我国政治宪法论以激进的态度反对我国几乎尚未施行的宪法审查制度，这本身就难逃针对假想敌的指责，更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宪法论一方面否定法律宪法意义上的规范，同时又没有建立起政治宪法意义上的规范，这无异于从根子上抛弃了宪法。
[62]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20～22页。但让人费解的是，作者认为这种方法是融合实证和规范分析的综合方法。争议在于通过什么机制，用什么方式来实施宪法，具体地说，是否有必要通过司法审查来实施宪法，法院是否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概言之，英国的政治宪法论者并非只关心事实上的权力关系，相反，他们对宪法应该是什么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在理论上给予详细阐述。因为只有通过民主，利益的冲突问题才能主要根据权利而非强力解决。日常的政治过程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英国宪法就是对这种变化或变革的偶然回应，而不是法律宪法论者所说的一个根本性的法律框架。
尽管这一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还是有相对集中的阐述。但无论如何，若以为格里菲斯只是在进行描述性分析，那我们误解了他。
[33]在汤姆金斯和贝拉米那里，政治宪法论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规范性转向。[36]对贝拉米而言，民主过程就是宪法。
[71]宪法之所以还要面临是不是法的质疑，那是因为我国宪政体制中缺乏让宪法成为法的程序和机制（至少是不完善）。[28]就宪法实践而言，格里菲斯及其后继者把政治宪法看成是抵御法律（司法、普通法）宪法的堡垒。
其二，反对将宪法规范（尤其是其中的人权规范）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尽管马丁·洛克林（Loughlin）拒绝为自己贴上政治宪法论者的标签，但他的公法学说毫无疑问有助于该转向的完成。正如我国学者张千帆教授所言：‘政治宪政主义是一个伪命题……‘司法宪政主义本身是政治宪法学树起的一个‘稻草人……换言之，政治宪法学所针对的‘司法宪政主义标靶本身是不存在的。这一价值用康德那著名的话来讲就是，个人本身是目的而非实现目的的手段。
[78]但问题在于如何证成，即如何走出这第二步。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法律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被给定的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的某些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主权者的命令、‘社会连带关系、又或者是某种难于辨明的历史规律……而规范宪法学所持的观点却与这种明智的观点截然相反，规范宪法强调法律的权威内在于法律本身。
实践中，法院发布不一致宣告的情形也较少。违宪行为不仅易被察觉，而且有专门机关对其予以追究。
[4]在新时期，法院和议会的关系呈现一种紧张甚至冲突的状态。相较之下，政治宪法的规范内容就要宽泛、空洞得多。
（一）法律宪法论的理论背景 总体上，法律宪法论是英国宪法学界的主流和正统。政治宪法学（本文称我国政治宪法论）的主要理论对手就是规范宪法学，在反对和批判我国的司法宪政主义（或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上，它的确与英国的政治宪法论有某种契合。而我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理论上我们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因而不是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但实践却一再证明，我国宪法往往沦为一纸具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11]他称这种立场为微型一奥斯丁主义。
[39]吉和韦伯认为，这一规范性转向并非只有汤姆金斯和贝拉米参与其中。五、结语 我国政治宪法论者批评我国宪法学不研究中国问题，专门研究假问题。
正如下文即将论述的那样，我国政治宪法论者的这一灵感在两个意义上是成问题的，一是否定了我国宪法的规范性，二是批判了一个宪法审查的假想敌。政治宪法论者否认有一个超越或脱离于政治的独立法律领域，用格里菲斯的话说，法律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
政治宪法论者只是认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进而威胁民主本身，因而需要法律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收敛。他们需要法律宪法的收敛。
